以茶为纽带
　　藏汉之间的茶叶贸易，自汉唐兴起，久盛不衰。历代中央王朝，既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财源，更把它当作在藏区推行“羁縻”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。“边茶”西运路途尽在险山深涧中，其路之难“难于上青天”，畜驮不易，主要靠人力背运。汉藏人民硬足在绝壁危岩上踩出了一条茶叶通道。边茶主要依靠骡马驮运和人力背运，沿途都要翻山越岭，运输路线有大、小路之分。名山、天全、邛崃的茶包主要经小路发运（经马鞍山、泸定至康定的路均称为小路）；雅安、荥经的茶包多由大路发运（经大相岭、飞越岭、泸定至康定的路均称为大路）。旧时，在艰险的路上，背夫们要拜袍哥，拜地头蛇。经过“泸定桥”过“关卡”的背夫不仅要交四百文铜钱的“养桥费”，还要挨那守桥官兵的几“响刷”（吆鸡、赶猪的竹篾刷）
　　瓦斯沟也是背茶人的一道“关”，到了这里，人人得交“路捐”。民国时期，瓦斯有个姓张的保长十分狠毒，“背二哥”们为少交几个子儿，在路上有意磨磨蹭蹭，一心想赖到三更半夜之后混过去。为对付这些个“逃捐”者，张保长就从道上到他家中拉起一根“报信绳”，特地在绳头上吊了个铃铛子，过路者只要碰到那绳绳，就会把铃铛拉响，铃铛一响他就上路收“捐”，谁也休想逃脱，背茶人无不恨这只“拦路虎”。一路上，尤其是到了打箭炉后，背茶人还饱受兵痞、土匪和开鸦片烟馆的那些流氓之害。“背二哥”们辛辛苦苦背一趟，一路上除了吃点玉米、嚼几颗花生，吃一碗豆花，喝一点烧酒和凉水，有时抽口鸦片烟，在交了这捐那费之后囊中已所剩无几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就只得找一点背羊毛、山货之类的“回手”（回头生意），邀邀约约地各自捆绑好快快往回走，背起以便又一轮压弯腰的茶包子，周而复始走上茶道。

    山窝里的大茶市
　　康定过去叫打箭炉，这一名称最早叫于《明史》。据说，古时西藏的桑耶地方，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，他曾走遍全藏，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藏汉共处的打箭炉。他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，回到拉萨后，不久就带了一支500多人的商队，用骡子驮着麝香、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，换回宝贵的茶叶，还有丝绸、瓷器、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。在打箭炉，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。接踵而至的藏商们，来到打箭炉后，就住在一家家锅庄里，货物全堆放在锅庄，交由锅庄主人全权代之交易，只按成交金额计算，提取一定比例（约4％）的“退头”（佣金）。
　　担当这种“中间人”的多为锅庄中年轻漂亮，精明能干的女子，当地人叫她们“沙鸨”或阿加。将邛崃山脉出产的茶叶运到横断山脉的木雅贡嘎以西的雪域藏区，首先得靠人力将茶包背过那两大山脉结合部的险山恶水，然后又才一站一站向西转运。茶叶西运，路途十分遥远（从打箭炉到拉萨要走好几个月），靠的是骡马和号称雪域之舟的牦牛。畜驮不同于人背，必须重新包装才能在高原上的风霜雨雪中长途运行。于是，雅安、荥经、天全等地的茶商们，让背夫们把茶叶背到这里后，然后转手卖给藏商；藏商们从茶商手中买过茶叶后，便就地改装打包发运“出关”。清乾隆年间，在打箭炉交易的茶叶，每年就有 10万多引，按一引可贩茶 100斤计算，则多达 1000万余斤。嘉庆年间，有增无减，其“边引”每年保持在10万余张。清末，随着英印茶叶进入西藏，打箭炉茶叶的交易量大减。在赵尔丰“经边”的7年间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对来自印度的茶叶进行抵制之后，才得到慢慢回升。茶叶市场的兴旺，带动了商贸的全面发展。民国时期，据当时的康定市政公所在
1935年对全城十多个行业所作的调查，各种商号就有 250多家。
　　“国民政府”在1928年发布的《全国商会条例》中，甚至将康定的商会与上海、武汉两个商会一起定为“总商会”一级，在外国人眼中，也认定打箭炉是“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”。大量的边茶在这里转口，催生了在打箭炉特有的两大行业：一是主要服务于以边茶贸易为主的“锅庄业”，二是专门从事包装边茶的“缝茶业”。为便于高原上骡马和牦牛的长途运输，从内地运来的茶叶，必须用生牛皮重新缝包。包装工们先要用水将生牛皮发软、割好，然后把在内地用竹篾包装的长条包子一条一条拦腰割断，只在两边挡头上裹以成块牛皮，两头和中间各用一块约3寸宽的牛皮划成花格，然后用牛皮筋拉扯扎紧缝好即成，这称之为“花包”；运输路途远、堆放时间长的，则要把茶叶从篾兜中取出，一分为二堆叠，再用牛皮满裹满包，密密缝合，这称之为“满包”。这些蓬茶工人，藏语称“甲朱娃”，这些人依附于“锅庄”。缝茶包多在冬季，雨季茶叶易受潮变质，不敢包缝。茶市兴旺时，从事缝茶的“甲朱娃”曾达到一百三四十人。打箭炉“甲朱娃”缝茶技艺高超，在康巴乃至西藏、青海等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。“锅庄”和“缝茶”两大特殊行业，成了打箭炉茶市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    抗战时期的茶马古道
　　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国民党被迫迁都重庆。 1940年秋，日军用武力封锁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，海上交通也被截断，抗战局势异常紧张。 1940年7月15日至18日，国民政府在“陪都”重庆召开全国驿运会议，提出建立驿运机构，发动民众人力运送前方军需物资。所谓驿运，即利用人力、骡马作为工具来进行交通运输。
　　1940年9月，四川正式建立驿运机构。在川康区，驿运制度主要表现在“乌拉”制度上。“乌拉”原为藏语，合之为“差役”之意。抗战时的“乌拉”，特指用牛、马、人力来作为交通运输工具，当时出现了以人身代牛马的背夫差，供柴草作燃料的背柴差，专供奔走取物的背物差，供筑碉堡的背抬差，运粮的背粮差，为军队抬大炮、背步枪的军差等
18种。 1942年，美国实施了驼峰飞行计划。民国政府为尽快得到国际军需物资，便开辟了包括川康在内的国际通道，而这条通道相当一部分在原“茶马古道”上。民国政府之所以选中川康区作为运输通道，主要考虑川康边陲远离日军航线，日军无法切断它；加之该线路距国际物质中转站最近，外援能迅速到达。背夫们的生活非常悲惨。在四川巴塘，背夫每日天不亮就到县城四门等候，以便随叫随到。背夫上路，稍不如公差的意，就会受到打骂。由瞻化运粮至甘孜，规定每人需完成50担或 100担．
　　调用的背夫多至三四百人。无论家境多么贫穷，只要接到背运命令，无论老弱，都得遵命。那些年老体弱的背夫，身背粮食，茶包等物，曲背弯腰，气喘汗流，随行于骡马之间。而押运士兵则对背夫随意叫骂，有时还用鞭子、枪托抽打，催其快走；如遇不能胜任而累死的背夫，则被弃之道旁，任其为狼啮鹰啄，旁人还不得过问。自古以来，川康区就是兵灾匪乱，民国后期情况更是严重，“茶马古道”上转运站台多被毁坏，沿途几十里，甚至上百里见不到一个站台。转运站是按站台配给粮食的，本来背夫已经到达，但公差还强令过站远行，背夫因无粮食可吃，又累又饿，常被沦为乞丐。背夫出门是无归期的，他们脚价（即工钱）甚低，短站长站都只有5角。背夫们缺衣少食，饥寒交迫，在“茶马古道”上丢掉性命的不少。 1941年 11月，川康公路（成都至康定）全线修通，全长计357公里，但质量很差。这条公路开辟后，除背夫外，一些茶商开始用骡车来驮运茶包。

    磨西老背夫
　　泸定县磨西镇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地，如今为旅游热点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的入口处。茶马古道地势陡险，骡马难以通行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，所以自古便造就了茶马古道惟此地独有的奇观风景：人力背茶。在磨西镇，当晚就打听到一位老背夫，遂前往采访。今年82岁的李光荣老人儿孙绕膝，正坐在家院里喝茶抽烟，安享晚年。老人并非世居磨西人，是24岁那年为躲“壮丁”，与父兄一道从汉源县的泥头地方举家搬迁而来。李光荣 13岁便随父亲加入背夫的行列。从背 3条茶开始，直到 24岁背12条，除农忙时节，每月两趟，年复一年地往返在通往康定的山路古道上。泥头并非产茶地，而是大宗雅茶的转运站，人力背茶的起点，到达康定的时间视足力或需7天零一早晨，或 10天零一早晨。报酬计件制，每条 1.1元或 1.2元，若领取的是实物，按每条茶 16斤、 12条计，一个往返可换回玉米两斗共70斤。而玉米面是背夫的主食，李光荣年轻时曾与弟弟一顿吃下 5斤玉米面的粑粑，加上沿途食宿开销，所得玉米所剩无几。当地民谚这样形容：“十个背哥九个穷，背架子弯弯像条龙。”老人向我们描述背夫的行头和日程：当地称背夫为“背子”或“背二哥”，十人八人相约同行，从泥头的陕西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，脚单交与背夫领头的人，以便到达康定时验收付账。背夫们依各自体力，最多者20包——足足 320斤！将长条茶包层叠摞好，用竹签串起固定，以篾条编成背系，套于双肩。随身自备沿途食物：玉米面和一小袋盐；胸前系椭圆形小篾圈，专用于刮汗；手拄一根丁字拐杖，拐尖镶有铁杵，称“拐筢子”“墩拐子”。因茶包一旦上背，沿途不得卸下歇息，只能用这根拐杖作为支架，抵在茶包下，以使背夫挺直腰背歇脚片刻。
　　日久天长，山道上留下了铁杵的痕迹，密布的石窝窝，至今仍在因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现。就这样日行三四十里路，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，晚间住旅店，可以吃上一碗豆腐或豆花，便是背夫们最好的享受了。说是住店，只不过一个避风雨的栖身之所，草垫下的臭虫跳蚤是唱进民谣了的。每晚店钱1角 5分，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 5分，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5分，撒上自家带的盐。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，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。当晚的休整内容还有，有谁的肩背红肿了，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；肩背磨烂的，敷上盐巴以痛疗痛……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。最小的“背童”年仅10岁，可背 30多斤两条茶；“背妇”们背 10多条，有些带孩子的妇女只好把婴儿捆绑在茶包顶端。李光荣有位侄媳，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，茶包遮住头部，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，脱口称呼她为“伙计”。背负重荷多有不便，“背妇”们小解只好借助路旁一种长条的叶片……无论隆冬炎夏，千年古道上脚穿草鞋、衣衫褴褛的背茶人川流不息。道路险阻，许多人倒毙途中——失足掉下悬崖或陷进雪窟，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，甚至有被大风吹死冻僵的。所以旧时大风湾有个“万人坑”，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，经年累月，洞内新骨覆旧骨。有人在此处写下“白骨塔”三字，并有一副对联：“满眼蓬蒿游子泪，一盂麦饭故乡情”。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，背负的茶包比人还高。触目惊心之余，不由得想到，昔日茶马古道的辉煌，是构建在怎样的苦难基础之上。在马尼干戈海拔4180米的马尼干戈已是纯牧区，若不位于茶马古道要冲，这个小镇于古于今都不可能存在。马尼干戈这一地名与格萨尔王的传说有关，意思是“崖坎下的六字真言”；格萨尔王的岭国分上、中、下部，马尼干戈位于中部岭国，自古东来汉茶在此地集散，向北去青海，向西去西藏。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中就曾提到在马尼干戈名为达林塘的大草坝上，格萨尔王将汉茶在此一一清点，分发给他的38名大将和 150个部落。达林塘这片平阔的草坝子历来就是四方百姓的聚会场所，举行宗教的法事活动，民间的赛马节日，1989年十世班禅来此举行盛大集会，当地还赶修了一座水泥法座呢。彻夜听闻马尼干戈的雨声，清晨雨云依然浓重。我们走了十几公里的回头路，参观玉龙乡的新牧村，茶马古道新风景。
　　白日村原为德格土司属下大头人夏克刀登的庄园所在，现只剩下一面高墙的遗迹。废墟面向的草山草坡上，是牧民们告别千年游牧生活的定居点，一色两层楼的新房，随便走进一家，都满眼的安居乐业迹象：层叠的藏被铺盖，成堆的粮食茶包，还有电视机、录放机等等，无不显出从物质到精神的改观。随口问一名本村有从前的马帮驮夫吗？就有人指着一位老人说，他就是。70岁的德巴老人从 17岁开始走茶马古道，作为夏克刀登的属民，是以无报酬的支差形式。驮畜为牦牛，全部是头人的，支差的每一人负责25头牛，两人为一组，一个驮队由 20多人组成。去康定一个单程20多天，去时驮运药材、皮毛等多为畜产品，返回时以茶包为主，也有布匹和日用品。德巴的驮运生涯在 1950年前后的那几年里，去过康定10多次，后来公路修通了，“牦牛道”改由公路汽车取代了。